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揚州地處長江下游、京杭大運河沿線，歷史悠久，風景秀麗。清朝時，這里既是工商業發達地區，也是文人薈萃的風雅之地。乾隆六次南巡都經過這里，對揚州的繁榮發展起到了一定作用。
乾隆南巡至揚州的路線
乾隆帝每次南巡都于正月十五前后從京師出發，經直隸、山東到江蘇渡黃河，乘船沿運河南下，經揚州、鎮江、丹陽、常州、蘇州進入浙江境內，再由嘉興、石門抵達杭州。回鑾時，繞道江寧，祭奠明太祖陵，于四月下旬或五月初返回京師。
乾隆帝南巡走水路時，御舟前有兩對船走兩邊引路，船旁有一人騎馬在河邊行走，以備差遣。另有四只大船名安福艫、翔鳳艇、湖船、撲拉船，跟在其后，其余船只裝載各種用品及隨從官兵。船行時，河兩岸及橋頭村口各安排士兵守衛，禁止私船出入，纖道每里安設兵丁三名，令村鎮民婦跪伏瞻仰，御舟經過需回避時，令男子退出，不禁婦女。
每次到揚州，乾隆帝都會駐蹕多日。揚州的御道用文磚或石板鋪成，要求平整筆直，不能隨意彎曲，為此，許多民宅被拆，墳墓被挖，良田被毀。此外，所經之路要用黃土鋪墊，潑水清塵。道旁或搭彩棚，或陳水嬉，還要有老百姓沿路迎接。乾隆三十年（1765）游上方寺時，由于“萬民隨馬足趨瞻”，出現了“或有踐踏麥苗者”的景象，乾隆帝作詩云：“馬足紛隨定何礙，蹂躪惟惜麥苗芒。”
揚州鹽商對乾隆南巡的資助
乾隆南巡的主要財政支柱是兩淮的鹽商，兩淮鹽運使司公署就設在揚州城內，八大商總也住在揚州城內。“揚州鹽商豪侈甲天下，百萬以下者謂之小商。”這些商人盡管經濟上富逾王侯，但在政治上卻無權無勢，對官府存在著嚴重的依附關系。因此，每次南巡時，當地官員都從他們手中勒索資金，巴結皇帝，還令他們籌辦行宮、園林等南巡工程。而這些富商也正想借南巡討好官府，特別是皇帝，為自己贏得榮譽和權勢。
鹽商對乾隆南巡的資助先是捐銀。如二十六年、四十五年、四十九年，兩淮鹽商每次都捐銀100萬兩，這些錢相當一部分被充作南巡時揚州官府辦差及乾隆帝賞賜之用。他們還進獻詩、賦、字畫和文集等禮物，有的也進呈和時事有關的論文。乾隆帝對此都賞賜從優。
此外，鹽商還直接辦理接駕等事，負責供應皇帝南巡的日常所需。因巡幸隊伍十分龐大，這筆開支為數很大。如地方官命商人沿塘遍置盆盂，數量成千上萬，以備纖夫便溺，而御舟一過，盆盂即被役夫破壞，等御舟再經過時，又要置備新的。
乾隆南巡所建揚州行宮的出資人多為鹽商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《揚州行宮名勝全圖》上標明，集資修建當地行宮的商人一共修建了樓廊5154間，亭臺196座。揚州有4處行宮，其中天寧寺行宮是專為乾隆南巡而修建的。該寺居揚州八大寺之首，乾隆二十一年由商人出資在寺旁建起行宮。行宮內的布置和陳設非常奢華，書籍、字畫、瓷器、掛屏等不計其數。這些玩好器物大多是地方督撫向通省大小官員臨時借用或重金購買，乾隆帝對此心知肚明，擔心由此造成種種情弊，在二十六年下令：“除高旻寺行宮原系商人自行置辦，應仍聽其預備，但須交收清楚外，其余各處行宮，概無得陳列玩器。”
鹽商們還廣建園林，“如汪氏之凈香園，黃氏之趣園，洪氏之倚虹園，汪氏之九峰園等。”“當時各大商所造園林，甲于天下。”乾隆帝六次南巡，揚州鹽商一次又一次建造園林，園林加上行宮，從揚州城里到平山堂，處處亭園樓臺，號稱“一路樓臺直到山”。
為迎接南巡，鹽商們還不惜花費巨資，蓄養花、雅兩部戲曲班子，在數十里長的河兩岸，搭起戲臺，奏樂演戲。由此也帶動了揚州戲劇的發展。乾隆四十二年，巡鹽御史伊齡阿奉旨在揚州設局修改曲劇，歷時四年完成，留下了寶貴的戲曲文化遺產。
乾隆帝對揚州紳商的褒獎
南巡中，乾隆帝的特殊褒獎種類繁多，題字較為常見。在揚州駐蹕時，他曾書寫許多福字分賜官商縉紳。當時揚州盛行修建私家園林，得到御書福字的人紛紛蓋起福字廳，以相炫耀。天寧寺就曾得到乾隆帝賜給的匾額七個、盈聯八副，另有御制七言律詩四首，刻石供奉于碑亭中。
有時乾隆帝也給商人一些實際好處，如四十五年，免除兩淮鹽商未交稅銀一百二十萬兩，緩征銀二十七萬兩；四十七年，免除淮南商人未完銀二百萬兩。此外，還允許鹽商在規定領取的鹽引之外，每引加耗二十斤。由此，乾隆帝博得了“圣恩浩蕩”的美名，但事實上，這些減免和加耗數量上有限，而商人們在巡幸期間的巨額開支及損失，是無法用數字統計的。
乾隆帝還授予商人大量的空頭官銜。如十六年南巡，乾隆帝發布上諭說，兩淮商人“踴躍急公，捐輸報效”，令將其職銜加頂戴一級；二十二年，又以兩淮眾商承辦差務積極，令將官秩在三品以上者，賞給奉宸苑卿銜（內務府掌皇室苑囿園林的官署名），未到三品者，各加頂戴一級。二十七年又下諭旨，給16位商人或賞銜，或加級。這些空頭官銜沒有什么實際意義，但可以榮耀身份，而這正是商人們朝思暮盼的。
四十九年南巡時，乾隆帝將一部《四庫全書》藏于揚州大觀堂的文匯閣，并允許士子借閱。這對當地教育、文化的發展有推動作用。
南巡對揚州城市發展的影響
乾隆時期，國*家財力雄厚，統治階級中浮華、享樂之風日益加劇，尤其是乾隆南巡時，大量商人、紳士、文人墨客、優伶雜技聚于皇帝駐蹕的幾個城市，極大刺激了這些城市的商品消費；同時，官府、名流為了巴結、討好皇帝，大肆修繕裝飾園林、道路、民居、作坊，一時間揚州等中心城市急劇繁華。
早在乾隆南巡以前，揚州就是商人匯聚之地，商品經濟比較發達，南北商人多在此聚集。清初文人孔尚任有詩云：“東南繁華揚州起，水陸物力盛羅綺。朱桔黃橙香者掾，蔗仙糖獅如茨比。一客已開十丈筵，客客對列成肆市。”其盛況可見一斑。
然而，市鎮建設卻相對落后，整個城市尚未脫離鄉村集鎮的氣象。據史書記載，乾隆初年，這里還很荒涼，河道寬不過兩丈，河岸亭臺很少，黃土白沙，雜草蟲鳴。自從十六年南巡以后，商人雇工興修，增榮飾觀，于是河道變寬，水勢浩浩，迂回曲折，其風景之秀麗迷人，竟非文人畫士所能描述。
但是這種繁華只是由帝王南巡所促成，與當時社會生產力的實際發展程度相脫節。揚州繁華中的病態因素在后世產生了不良影響，尤其是當乾隆帝停止巡幸以后，揚州城就開始呈現衰敗跡象。嘉慶初年，當初修造園林的商人大多歇業，畫館寒士生活清苦，吏仆傭販皆不能糊口，加上江淮水患，各地饑民結隊乞食。至于南巡期間修造的園林樓閣，也花木凋零，樓臺傾毀，十之八九終成荒蕪一片。

文章作者簡介
岑大利，女，北京人，中共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教授，主要研究中國古代政治史、清史，著有《中國歷代鄉紳史話》、《中國乞丐史》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