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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年古鎮--樊川，位于江都區東北部，與高郵、興化接壤。她源于隋，名于唐，盛于清末民初。
歷史上隋文帝開挖山陽瀆，從山陽鎮到茱萸灣，經樊汊，達三垛，已整整1420年。在此之前，古鎮已初具規模，今鎮區三陽河內多處井底尚存，弧形井磚埋藏于河底，井磚見證了樊川的古老，也許在秦漢時期或兩晉南北朝時期，樊汊已經成為集鎮，千百年后更名為樊川。無論古代史稱樊汊也好，近代史稱樊川也罷，樊汊與樊川有著共同的特征：“汊”，河流的分岔，水也；“川”，河流，川流不息，水也。古鎮因水得名，遇水而興。
樊川河塘溝汊縱橫，老三陽河、斜豐港、鹽邵河在此交匯，地處泰縣、高郵、甘泉三縣結合部，南頭有樊家垛，三陽河東則有南汊溝、中汊溝、北汊溝，故名樊汊。南汊溝、北汊溝已填平建房。今唯存與三陽河、鹽邵河通活水的中汊溝，今運輸社、自來水廠南。
樊川不僅是古鎮，歷史上曾有過“小小樊汊賽揚州”的輝煌，清代道光年間，興化詩人李國宋在《宿樊汊》詩中是這樣描寫的:
二月柳絲長，歸帆掛夕陽。
春風吹野水，瞑色近河梁。
宿草霜根白，殘云雨腳黃。
玉樓高半掩，繡被冷孤航。
可見清代道光年間樊汊鎮已有不少華麗的樓房，她的商業繁榮由來久矣，而且也書聲嚷嚷，人才輩出，清末樊川出了好幾位秀才：同治年間的葛錦泰秀才，光緒年間的徐燦英、徐燦蘅兄弟秀才；經厚庵、經文叔父子秀才；還有經竹書秀才（經谷平之父）、經又譙秀才（經實秋之父）、經朋山秀才（已故經持平先生的先祖）、張子良秀才（張增九之父，張學宏的祖父）；樊榜、葛久超兩位武秀才；有些秀才卻是客籍，如李少卿是興化人，楊元章是鎮江人。而舉人則是空白。
直至抗戰時期，江南鎮江(江蘇省省政府) 、常州的一些富商巨賈，由于連年戰亂，紛紛遷往江中北樊汊作避難棲身之所。淞滬抗戰期間，上海市民的救國行為通過報紙廣播傳到了全國，全國民眾都關注著上海的戰爭，滿腔愛國熱忱的同胞伸出了援助之手。鎮江的鹽商李翼如（樊川人）為援助淞滬抗敵，將他所有房產全部變賣捐贈。他的房產在江都與泰縣交界的樊川鎮上，典基有170間，內有花園回廊，亭臺湖石。門外街市房屋49間，建筑費花7萬多元，連地基價值10萬元以上。他找到勸募委員會，要求將他的房產估價后全數購買救國公債。李家是淮揚八大鹽商之一，可惜家道中落，他膝下無子，他說:“國就是家，沒有國就沒有家。”李翼如先生毀家抗戰救國之精神將永銘青史。
1937年12月8日，日軍鐵蹄踏入時為江蘇省會的鎮江，鎮江淪陷。《淪陷記的作者張懌伯（1884－1964，樊川人，辛亥革命海軍舉義功勛卓著的英雄），當時是鎮江金山公司的總經理。1938年2月，張懌伯乘船逃離鎮江，赴江北水鄉古鎮樊汊祖居，根據“身之所歷，足之所至，耳之所聞，目之所見”，實錄了當時的情景，奮筆寫成《鎮江淪陷記》。初版包括“淪陷前之種種”、“一二·八日寇陷鎮江”、“劫掠”、“奸淫”、“燒殺及傷害污辱”、“其它種種”以及“雜錄”等八章，以筆為槍，詳實的第一手資料揭露、控訴日寇的野獸罪行，激勵中國人民的抗日殺敵的激情。因此，遠在書稿寫成之日，他就千方百計地以自費出版、免費寄送的方式，向全國各地寄出4000余冊，成為一份討伐日寇罪行、動員民眾奮起抗戰的檄文。
當時就流傳著這樣的說法：“有錢有勢的上四川，有錢無勢的到樊川”。于是，隨之而興的酒樓茶肆、青樓煙館、書場戲院，應有盡有，呈現出“商號如林，商販如星，人潮如流，船只如梭”的繁華景象。樊川與揚州又有著極為相似的地理位置和秀美的自然環境，客商們紛紛贊曰：“樊汊雖小，熱鬧絕不亞于揚州。”樊川的繁榮由來已久，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，常州、鎮江、揚州的一些巨商大賈為避戰亂，相繼遷入樊川，人口猛增、資本擴大、百業紛呈，蔚為壯觀。本地的滕、黃、葛、呂、徐五大家族，加上外來的四大公館、十大商號，當時的繁榮可想而知。可見“小小樊汊賽揚州”的美譽決非憑空而得。
抗戰勝利后，為適應形勢的需要，1945年12月，江都分縣，通揚運河以南為江都縣，以北地區為樊川縣。中共樊川縣委、樊川縣民主政府設在樊川鎮。1946年3月底，國民革命軍黃伯韜整編25師全部占領了分縣后的江都縣全境。江都縣干部全部撤到樊川縣，為適應這一突然變化了的斗爭形勢，同年4月，江都、樊川兩縣合并，仍稱江都縣。分縣與合并，時間雖然不長，但是，說明了揚州地區歷史上建立過樊川縣
改革開放后，百業待興。樊川鎮經過2000年、2005年兩輪鄉鎮區劃調整，新建樊川鎮是由原樊川鎮、永安鎮、三周鄉、東匯鄉四個鄉鎮合并而成。行政區域面積116.11平方公里，人口7.1萬人，分別居全市第4、第6位，是江都市委明確四個中心鎮之一，共轄21個村委會，5個社區居委會。